王建國 田 娜:百年大黨革命話語的變與不變

1921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旗幟鮮明地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確立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并堅持用革命的手段來實現這個崇高理想。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和新時代的偉大革命等不同歷史時期,黨的革命話語具象化形態不斷豐富、理論內涵持續拓展。百年來黨的革命話語的嬗變與躍升,都是在其自身所賴以生存的現實社會環境中完成的,因而我們需要將其還原到具體的革命和建設實踐的歷史語境中理解與把握。革命屬于政治行動的范疇,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關注的核心議題之一。近年來,學界對黨的革命話語變遷史的解讀多集中在兩種研究進路。一是關注特定歷史時期的革命話語建構。如陳金龍,王成、鄧倩等對十月革命與中共早期革命話語建構的研究[1];徐立波以概念史為視角闡述建黨初期黨的核心革命話語的建構[2];李永進詮釋中共1938-1940年對新民主主義革命話語的建構路徑[3];陳金龍探討鄧小平改革話語建構的資源、邏輯與現實意義[4]。二是關注革命話語的重要轉型及特征。如王小寧從語義分析的視角論證新中國成立以來革命話語向建設話語的轉變過程與特征[5];蘭夕雨、陳金龍聚焦黨的政治話語從“革命”、“繼續革命”到“改革”演進的歷史脈絡[6];齊俊斌、王成探究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改革話語的內在譜系關聯[7];劉超、周燕妮從革命話語到治理話語變遷的視角分析黨的話語轉換路徑[8];唐愛軍從意識形態的視角分析黨從“革命”到“改革”話語的變遷[9]。關于黨的革命話語變遷史的既往研究缺少對革命話語從正式出場到嬗變躍升長期變遷動因與不變內核的宏觀歷史性把握。而黨的百年革命話語是兼具連續性與實踐性特征的宏大話語敘事,其嬗變與躍升內嵌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長程歷史和空間之中,是黨領導中華民族接續開展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的話語表征。中國共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無疑是黨的革命話語的關鍵性表達場域,回溯黨的歷次代表大會報告這一百年來承載革命話語的原初文本及其語境,對革命話語的出場、嬗變與躍升進行歷時性梳理,厘清革命話語嬗變與躍升的基本動因及其“不變”的內在規定性,是一個可行的研究視角。

一、政治現代化視域中“革命”的基本內涵

“革命”在人類歷史長河中久已有之,中國歷史上早有“湯武革命”之說,“革命”在這里至少包括兩層含義:一是革命意味著劇烈的社會變革;二是革命具有正義的內涵規定性?,F代意義上的革命始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馬克思認為“歷史的動力以及宗教、哲學和任何其他理論的動力是革命”[10],將現代革命的本源性涵義界定為變革生產方式和交往形式,即變革社會關系的現實力量。列寧認為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就是用暴力打碎陳舊的政治上層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產關系發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時機就要瓦解的上層建筑”[11]。毛澤東認為“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12],明確了革命所應有的堅決性與徹底性。1985年鄧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13],拓展了革命的內涵與邊界。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社會實踐為“革命”注入了時代性意涵,習近平指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的成果,也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的繼續,必須一以貫之進行下去”[14]。概言之,在中國共產黨的話語體系中,革命就其現實意義而言主要包括“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15]。在政治革命之維,革命涉及政治上層建筑的變革;在社會革命之維,革命涉及社會總體性結構的根本變革。政治革命是社會革命的前提和準備,社會革命是政治革命的目的和歸宿。一般來說,話語是對某事物的具體語言表達,是“一種體現在特定語言中的專業知識體系”[16]。??聦⒃捳Z定義為“隸屬于同一的形成系統的陳述整體”,并認為“一種話語形成替代另一種話語形成并不意味著一個對象、陳述、概念完全新穎的理論選擇的整體突然地裝備完善、組織良好地出現在某一本文中,這個本文對它作出一勞永逸的安置,而是意味著會產生關系的整體轉換,但是這種轉換不一定更改所有的成分;也就是說陳述服從于一些新的形成規律,并不意味著所有的對象或概念,所有陳述或所有理論選擇都消失了”[17]。概言之,話語具有外在性、系統性、連續性等特質,在政治學中,話語可以作為一種觀察方法和分析工具,用于辨析特定話語概念的出場、變遷及其與實踐的互動規律。黨的革命話語是百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與理論的具體敘述和具象表達,“這種表達不僅是對中國革命經驗的科學總結,而且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18],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其特殊的話語表達形態。當前,革命話語的核心意涵并不局限于其本源性涵義和其本身所固有的范疇,它在黨領導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百年社會實踐中逐步闡發并演進拓展,并成為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紐帶力量。以“革命”話語為視角縱觀中共百年歷程,需立足于話語本體生成的社會語境和話語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兩個基點。話語本體所處的社會語境即中國的革命、建設、改革和新時代各個歷史時期;話語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則外化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具體理論形態,即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百年來黨的革命話語在內涵不斷拓展、思進求變的基礎上,包含著不變的內核,即話語主體、理論根底、目標指向和價值旨歸等始終不變。當前在“兩個一百年”歷史交匯點回望黨的革命話語變遷史,需要堅持從唯物史觀出發,把握百年來革命話語的歷史、現實和未來,把革命話語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有機融合,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歷史運動過程。亦即將革命話語置于黨領導中國人民百年奮斗的偉大實踐的長程歷史中把握和認識。通過梳理百年來黨的革命話語的嬗變與躍升,廓清不同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對革命理論與革命實踐的話語敘述特征,能夠更好地對“革命”話語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史中所具有的實踐與理論意義進行貫通性的理解。

二、百年大黨“革命”話語的嬗變與躍升歷程

百年來黨的革命話語經歷了“出場——初步自主探索——內涵拓展——躍升”四個前后相繼的發展歷程,這一百年中黨的革命話語體現在諸多理論著述、歷史文獻中,其中歷屆黨代會系列報告是革命話語的直接載體,具有相對規范性和延續性、廣泛傳播力和影響力,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革命話語最權威最集中的呈現載體,是我們對不同歷史時期黨的核心革命話語及其內涵進行縱向爬梳、話語體認和文本比鑒的關鍵文本。(一)從一大到五大:“革命”話語的正式出場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處于“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外源性現代化的多重合力下,中國社會各階級、階層和集團大規模進入社會話語權力系統,均從不同面向展開“革命”話語表達,涵蓋了試圖變革經濟結構的“師夷長技以制夷”“自強求富”,試圖變革政治制度的“百日維新”“預備立憲”,試圖變革社會制度的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和辛亥革命,但均以失敗告終。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明確“承認蘇維埃管理制度,把工農勞動者和士兵組織起來,并承認黨的根本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19]。這是黨關于“革命”話語的第一次正式表達,昭示著黨的革命話語正式出場。近代以來,中國的社會狀況、政治秩序和經濟結構交疊形成的歷史背景,賦予中國的原初“革命”話語一種獨特的外觀,使得革命話語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運動聯系在一起,并體現在建黨早期的歷屆黨代會文件中: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宣言》認為無產階級與資本家的“階級爭斗”“格外緊迫”[20];《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明確黨的“目的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21];《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大會宣言》指出黨的使命是“以國民革命來解放被壓迫的中國民族,更進而加入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的階級”[22];《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大會宣言》發出號召,“勞農反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壓迫之斗爭已臨近了,這種斗爭將永遠把人類解放出來,將永遠消滅一切的戰爭”[23];《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號召無產階級和農民群眾“殲滅軍閥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建立新的自由的中國”[24]。這一時期黨的核心“革命”話語體現了黨對自身的歷史使命、奮斗目標和中國革命性質清晰的洞察力,革命話語的內涵直接指向黨領導的政治革命道路選擇,即依靠工農群眾以城市為中心發動暴動的形式開展階級斗爭從而變革政治上層建筑。依據這種革命話語,中國工人階級、農民和先進知識分子等社會進步力量獲得了清晰的歷史定位和對自身歷史使命的認知。但此時的革命話語主要是對俄國十月革命、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及第三國際的“城市中心論”革命模式中革命話語的借鑒與吸收,用以動員無產階級和農民“來和城市民權勢力建立革命的同盟,擁護革命的政府,使他永遠立于不敗的地位”[25]。然而,這種外來的革命話語與中國的社會實際水土不服,因而使“工農受著極嚴重的失敗,他們的革命組織受著極大的摧殘(工會,農民協會,共產黨黨部),最好的干部都遭著屠殺,工農的先鋒遭受很大的損喪”[26]。建黨初期中國共產黨人主動吸收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學習借鑒俄國革命理論成果,并積極引介到中國革命實踐中。但是,此時的革命話語受到共產黨人身處其間的歷史背景制約。在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中明確“黨中央委員會應每月向第三國際報告工作”[27],新生的中國共產黨在組織上實際從屬于共產國際。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黨的革命話語的出場和初步探索受外在性因素如既有革命理論和革命路徑的影響較大,因而在實踐中,由于革命理論與革命條件的時空錯置,脫離中國實際和社會主要矛盾的革命理論最終導致了黨領導的政治革命道路的曲折。(二)從六大到八大:“革命”話語的初步自主探索1927-1928年間,黨領導了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之后,為總結革命的經驗教訓,中國共產黨開始對中國革命道路進行自主的思考和探索。黨的六大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動力、前途、形勢和策略方針做了系統的陳述,明確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澈底變更土地制度的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而“蘇維埃政權的根據地(南方各?。┘捌渖贁倒まr革命軍”[28] 要成為新的革命高潮的重要成分,強調要重視農民的革命作用,開展“土地革命”,城市武裝暴動的話語為“土地革命”所取代。黨的六大肯定了紅軍和農村根據地的斗爭,使“中國革命運動,從此就有了正確的理論基礎”[29],開啟了黨的革命話語中國化歷程。由于受反帝反封建革命形勢和黨自身條件的雙重制約,黨的六大到七大相隔17年之久,在歷次黨代會中間隔的時間最長。延安時期黨在局部執政實踐的過程中,逐步提出諸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持久戰”“減租減息”“工農武裝割據”等具有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革命話語。在延安整風運動的基礎上,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召開的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后黨的歷史經驗,黨內對許多重大歷史問題取得統一的認識,為黨的七大的召開奠定了充分的思想基礎和理論準備。黨的七大確立了“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中國”[30] 的政治路線,第一次在黨章中明確規定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七大通過《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明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是“發展著與完善著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31]。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標志著我們黨的革命話語邁向了自主自覺的新階段。黨的七屆二中全會進一步細化了七大提出的“建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32] 的目標,批準了由中國共產黨發起的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及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確立了黨奪取民主革命的最后勝利和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系列路線方針。黨的八大是黨從領導革命的黨轉變成全面執政的黨之后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正確把握了國內主要矛盾轉化,認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轉化為“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明確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黨的八大提出了包括“以國家市場為主體,同時附有在一定范圍內的國家領導下的自由市場,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在內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等經濟管理政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發展方針,“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黨際關系原則等。這是對蘇聯模式的反思與突破,是自主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重要嘗試,標志著以“階級斗爭”為內涵的“革命”話語開始轉向社會主義“建設”話語。非常遺憾的是,“建國初期,新生政權面臨來自外部和內部敵對勢力的嚴峻現實威脅,因此,以‘敵——我’區隔為特征的革命話語依然保持著強大的慣性影響”[33],黨的八大提出的新的革命話語并沒有得到堅持。八屆二中全會重新將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定義為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矛盾,即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此后,以“階級斗爭”為核心內涵的革命話語不斷被強化,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三)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七大:“革命”話語內涵的拓展在和平與發展業已成為時代主題的宏闊背景下,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的偉大轉折,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宣告,“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34]。十四大報告指出,“改革開放……就其引起社會變革的廣度和深度來說,是開始了一場新的革命。它的實質和目標,是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我國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新經濟體制,同時相應地改革政治體制和其他方面的體制,以實現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35],這是對革命話語的重構和拓展。隨著實踐的深化,黨對改革話語的表達與闡述更加全面、清晰。黨的十二大明確提出“在全面開創新局面的各項任務中,首要的任務是把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建設繼續推向前進”[36],將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錨定為改革的首要任務。十三大認為“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最終取得成功……把政治體制改革提上全黨日程的時機已經成熟”[37],將改革的場域進一步向政治體制延伸。十四大明確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38],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39]。隨著改革話語在歷屆黨代會中的具化表達,改革的本質和目標也被逐漸清晰立體地闡釋,從經濟體制改革率先而動轉變為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協調推進,漸次發展到多方面體制機制的多維互動等內容的具象目標。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七大,通過廓清改革與革命的關系、改革的性質等問題,中國共產黨對“改革”的認識愈益深入,改革話語作為轉義的革命話語,逐步獲得了清晰的表述。鄧小平更是旗幟鮮明地指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與過去的革命話語不一樣,這里的革命不再是社會制度的變革,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案锩痹谶@里所要表達的是克服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舊有體制的難度,因而改革將是革命性的變革。這也表達了中國共產黨探索新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決心,同時也表明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斷克服自己存在的問題,永葆先進性的革命性本色。正是這一轉變,我們黨先后形成了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為主體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矩陣。(四)十八大以來:“革命”話語的躍升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的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40],面對新的社會主要矛盾,中國共產黨更是表現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使命自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時代是出卷人,我們是答卷人,人民是閱卷人”[41]。面對新的世情、國情和黨情,黨主動、自覺地進行自我革命以適應時代需要。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必須以黨的自我革命來推動黨領導人民進行的偉大社會革命?!盵42] 自我革命是具有內向建構的作用力,社會革命是具有外在建構的推動力,自我革命與社會革命在實踐邏輯中同構共生,指向社會革命主體與社會革命對象之間主客體的辯證統一。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社會革命的領導主體,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進程中發揮決定性影響,“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43]。要把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場偉大社會革命進行好,我們黨必須勇于進行自我革命,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新時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共產黨必須保持偉大的革命精神,高揚革命斗志,把偉大的社會革命繼續推進下去。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不僅把新的使命定義為一場由黨的自我革命推動的社會革命,更強調執政黨自身對百年來革命理想、革命精神和革命品格的繼承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國共產黨人是革命者,不能喪失了革命精神,要求全黨大力弘揚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精神。這體現出新時代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偉大夢想,中國共產黨再次高揚革命精神,將其作為黨的傳家之寶、攻堅克難的力量之源和走向勝利的政治優勢,把革命作為社會進步和政治進步的強大發動機。新時代的革命話語實現了執政黨內在品格和外在使命的有機統一,使革命話語實現了全新的躍升?;厥装倌?,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話語經歷了從轉述外在性革命話語到初步自主探索中國化的革命話語,再到基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不斷拓展革命話語的內涵,最終走向自主、自覺闡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形態和理論形態的革命的“中國話”,形成內容與形式兼具中華文明和中國氣派的現代革命話語體系的過程。黨的革命話語從“中國化”向“中國話”的躍遷,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增添了原創性的“中國話”理論形態,用“中國話”豐富和深化了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

三、中國化:百年大黨“革命”話語變遷的動因

縱觀百年來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和新時代革命歷程,黨的革命話語變遷是兼具客觀必然性、歷史連續性和現實實踐性特征的動態進程。黨作為革命話語主體,在革命話語變遷史中發揮的主觀能動性頗具顯著意義,四方面因素共同推動了黨的革命話語從外源性走向內生性,從被動習得走向主動闡發,從“中國化”走向“中國話”。(一)歷史唯物主義是“革命”話語變遷的理論基礎革命話語是對于變革社會現實這個特定實踐活動的直接現實反映和具象化表達。生產力狀況是“革命”話語變遷的最深層邏輯,“生產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產力發展了,總是要革命的”[44],“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45]。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運動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隨著生產力狀況的發展,生產關系也相應地發生變動。話語作為觀念上層建筑的構成要素,其具化形態也必然會隨生產關系和交往形式的變革發生相應的變遷。革命話語被深深地打上時代的烙印,不同的生產力發展階段呼喚不同的革命話語與之相契合。針對不同的時代主題和時代任務,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和新時代的偉大革命等不同階段,創造出了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革命”話語。(二)共產主義實現的歷史過程是“革命”話語變遷的歷史條件馬克思指出,“保持不斷革命的方法,直到人類社會制度的最后形式——共產主義得到實現為止”[46]。在達至共產主義社會之前,仍需保持不斷的社會革命,作為革命實踐的具化形態,革命話語也是一個接續發展的話語體系,應當以全面和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其變遷。中國共產黨以實現共產主義為遠大理想,百年來為了實現這一理想賡續奮斗??v觀百年來黨的奮斗史,各個歷史階段存在前后相銜、逐層遞進的關系。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勝利,建立了獨立自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政治上層建筑的變革。通過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生產資料私有制向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轉變,實現了經濟基礎的變革。改革開放以來,通過破除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實現了生產力的巨大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百年來革命語境的變遷和“革命”話語的轉換是一個客觀、接續的歷史過程。(三)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的偉大實踐是“革命”話語變遷的現實基礎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47]。人類社會運動是一個充滿矛盾與沖突的歷史過程,也是一個接續發展的歷史過程,但最根本的是具有現實實踐性的歷史過程。作為革命理論的話語載體,革命話語的變遷與現實革命實踐同頻共振,折射出革命理論與革命實踐的互動過程。隨著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革命實踐的不斷深入和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化,革命話語的具化形態也隨之發生相應的變遷。百年來黨的革命話語變遷是對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的現實回應,這些實踐特征被理論化為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并在黨代會報告中做出相應的話語表達。(四)中國共產黨的使命自覺是“革命”話語變遷的內在力量革命話語變遷是具有客觀必然性的歷史進程,與此同時,革命話語變遷也表征了話語主體的主觀能動性,進而影響變遷的廣度和深度。習近平指出,我們黨的百年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理論創新、進行理論創造的歷史”[48]。黨作為百年來革命話語的敘事主體,其所承繼的高度理論自覺和主動理論創新對革命話語變遷具有顯著意義??v觀百年來革命、建設、改革和新時代各個歷史時期黨的革命話語變遷史,其關鍵節點均與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使命自覺,與時俱進地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并產生新的偉大理論成果有關?!榜R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49],在對馬克思主義從自發吸收到自覺探索的過程中,黨形成了與時俱進的革命話語生產機制,并主動運用這些具有時代性的革命話語作為社會動員和社會整合的媒介與工具,領導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走過革命、建設、改革和新時代百年歷程,這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的主要引領力,也成為“革命”話語嬗變與飛躍的內生動力。

四、從“中國化”到“中國話”:百年大黨“革命”話語的不變與躍升 

百年來,黨的革命話語在實現從“中國化”向“中國話”躍遷的進程中,形成了具體的、歷史的階段性革命話語,革命話語的內涵不斷拓展,革命話語的內核,即話語主體、理論根底、目標指向和價值旨歸始終不變。(一)百年“革命”話語的話語主體不變中國共產黨作為百年來中國革命的中堅力量,是主動闡述、發展“革命”話語的主體性力量。黨是組織化的革命力量核心,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百年來,黨的性質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變?!皼]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盵50] 話語的功能之一是“賦權”,話語權本質上是一種領導權,話語權的爭奪實際上是領導權的爭奪,掌握了話語權也就是掌握了領導權。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的勝利使得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從領導革命的黨向全面執掌國家政權的黨的身份的轉變,革命話語使黨的領導權獲得了意識形態層面的合法性,為“革命”話語向“建設”和“改革”話語的延展奠定了現實思想基礎。百年來,黨以極大的理論勇氣和實踐智慧“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消滅一切剝削制度,推進了社會主義建設……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51],將全面深化改革推向新時代,這個過程既是深入踐行革命話語的過程,也是不斷鞏固革命領導權的過程。其間,黨堅持在作為革命話語的敘事主體不變的基礎之上,其時空維度的敘事范圍實現了從局部地區到全域范圍的跨越,身份特質實現了從領導暴力運動的革命黨向領導社會革命的執政黨的躍升并凝聚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二)百年“革命”話語的理論根底不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馬克思主義就是我們黨和人民事業不斷發展的參天大樹之根本,是我們黨和人民不斷奮進的萬里長河之泉源”[52]。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旗幟的無產階級政黨,馬克思主義是黨的革命話語的堅強理論根底,是革命話語顯性和隱性的言說前提,也是論證革命話語科學性的理論來源,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科學性強化了革命話語的合理性。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宣言》中所闡述的“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和“共產主義者的目的”蘊含了豐富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在《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中還明確規定要成立“工會組織的研究機構”就“工人運動史,組織工廠工人的方法,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各國工人運動的現狀”[53] 開展相關研究工作。黨的七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制定的第一部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54]。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以制度化的途徑確認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只有與具體的現實的實踐相結合才具有生命力。落后國家率先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并沒有現成的答案。中國革命特殊的國際國內環境、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歷史文化傳統,決定了必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從中國社會革命的視角,革命話語需要承擔動員人民實現中國從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前現代化國家狀態向現代社會狀態的轉型,在實踐與理論的互動中不斷形成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具體理論形態和革命話語形態,應該是符合中國實際的“中國話”。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形態共同構成中國共產黨“革命”話語的核心要件。實踐表明,黨通過對“革命”“建設”和“改革”話語做出具體的言說與闡釋,做出了立足中國發展實際的原創性貢獻,使馬克思主義在不斷更新自身新的理論形態的過程中煥發出生機與活力,其中國化的理論形態為革命話語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嬗變與躍升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支撐。(三)百年“革命”話語的目標指向不變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在各個歷史時期都明確表示實現共產主義是中國革命奮斗的長遠目標,歷屆黨代會報告均對實現共產主義的目標進行了清楚的表達。黨的一大鄭重宣告:“共產主義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創造一個新的社會……要造出一條到共產主義的道路?!盵55]《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明確規定:“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盵56] 黨的二大進一步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的目標是“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57]。實現共產主義始終是中國共產黨革命話語的方向,革命、建設和改革時期的不同革命話語是內在一致的連續譜系,是特定歷史時期的階段性目標指向與革命話語核心目標指向的辯證統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革命話語的核心訴求是實現共產主義,在不同歷史時期表現為具體的階段性目標,階段性目標的達成為實現核心目標指向奠定堅實的基礎。隨著階段性目標指向更加實事求是,目標細分更加切實可行,實現共產主義這個長遠目標也更具有現實性。(四)百年“革命”話語的價值旨歸不變唯物史觀將生產力和人民群眾視為實行全面社會變革的物質因素[58],將人民群眾上升為社會歷史發展中的創造性主體地位,指出歷史的發源地位于“塵世的粗糙的物質生產中”[59]。由于共產黨人“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60],黨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性質決定了革命話語以人民為信仰的特性,人民群眾在觀念上獲得主體性的基礎上,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經過革命話語的動員作用獲得社會革命的實踐主體身份,成為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物質性力量,同時也成為歷史的創造者。黨的革命話語自出場以來,就具有以人民為核心的敘述特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是要堅信黨的根基在人民、黨的力量在人民,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發揮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不斷把為人民造福事業推向前進”[61]。在革命話語的傳播過程中黨逐步形成了“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62] 的群眾路線原則等獨特的價值理念,為革命話語主體長期認可并堅守。在革命話語百年變遷史中,黨高度重視人民群眾的實踐主體地位,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根本價值旨歸,在具體的革命實踐中將以人民至上作為話語衡量標尺。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文本中,“人民”的范疇等同于“無產階級”“工人階級”“被壓迫階級”,主要由無產者、小農和小資產者構成[63]。而在中國百年革命話語的敘事空間內,“人民”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均獲得顯著的生長空間,體現了黨作為革命話語主體的實踐創新與理論創新。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宣布“只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64],此時無產階級的內涵直接來源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界定。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毛澤東把農民看作中國革命的基本力量,尤其貧農是農民革命的領導力量[65],這有別于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文本中對農民的認識和判斷,初步顯示出中國革命話語的原創性特征。隨后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毛澤東關于“人民”有一段經典表述:“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拿我國的情況來說,在抗日戰爭時期,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親日派都是人民的敵人。在解放戰爭時期,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都是人民的敵人;一切反對這些敵人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盵66] 在中國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語境中,“人民”經過中國文化的整合與釋義,被重新賦予意義并獲得了嶄新的革命話語形態。立足新時代,站在新起點,以人民為中心依然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立場。新時代“人民”的范疇已超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原初界定,達到其最為廣泛的構成,即“包括港澳臺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67]。習近平強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合乎時代潮流、順應人民意愿,勇于改革開放,讓黨和人民事業始終充滿奮勇前進的強大動力。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破除阻礙國家和民族發展的一切思想和體制障礙,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使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盵68]

結語

自1921年以來,在歷史性的關鍵節點,中國共產黨都以堅定的理想信念和高度的使命自覺,站在人民、國家和民族立場做出百年大黨的歷史抉擇,踐行“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在現實社會歷史的維度,革命話語嬗變與躍遷是百年來黨領導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實踐的能動反映,更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的話語表征。百年中黨的革命理論和革命話語變遷史,亦是革命話語具體形態從“中國化”向“中國話”的躍遷史,展現了黨的革命話語從借鑒學習到自主探索,再到全面發展的偉大歷程。

(作者:王建國   華中師范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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